越大配资赝品制造者为何从犯罪分子变成了媒体明星？

[编者按] 在全球艺术市场，每年有超过30%的流通作品被质疑真伪。这些伪造品不仅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更在解构艺术权威的根基：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能出自无名画工之手，当拍卖行的天价成交实为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究竟在为何种“真实”买单？

在《艺术赝品：欲望的诱饵》中，德国艺术史学家胡贝图斯·布廷撕开了这个隐秘世界的帷幕，追溯三个世纪的艺术造假史——从调配18世纪颜料的地下实验室，到操纵拍卖行的金融操盘手，赝品产业链的每个齿轮都严丝合缝。

本书既是一本鉴伪指南，更是一把手术刀，剖开艺术圣殿金箔下的黑色秘密。下次当你驻足画作前，或许会本能地追问：眼前震颤灵魂的美，究竟是天才的灵光，还是欲望投射的幻象？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这绝非什么美妙前景：造假者与炼金术士一起被打入地狱。罪犯在被世俗法庭处以火刑后，又在第八层地狱受到麻风病的惩罚，永远遭受痛苦的折磨。至少，桑德罗·波提切利曾以这种方式描述造假者的命运。15世纪末，这位意大利画家在《神曲·地狱篇》第29张插图描绘了这一场景。这张图是他为但丁《神曲》所作的系列插画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初，人们认为造假者是有罪之人，要下地狱。而如今，这些造假者不但在斯特凡·拉布（Stefan Raab）或马库斯·兰茨（Markus Lanz）的电视脱口秀中成了座上宾，而且还成功地让公众对他们刮目相看，并对其行为赞叹不已。从犯罪分子摇身一变成为媒体明星，这种角色转换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造假者的社会地位变化之大，我们还能在其他文化领域略见一斑。近年来，一些博物馆甚至尝试借助相关作品来刺激观众的观赏兴趣。

2015年，位于伦敦南郊、负有盛名的杜尔威奇美术馆（Dulwich Picture Gallery）和概念艺术家道格拉斯·菲斯本（Douglas Fishbone）一起，对博物馆的观众做了一次有趣的测试。他们用一件中国画家绘制的、价值70英镑的赝品替换了馆中的一幅画，要求观众找出这件赝品并进行投票甄别［被复制的是法国画家让-奥诺尔·弗拉格纳（Jean-Honoré Fragonard）于1769年创作的《年轻女子肖像》］。

令人惊讶的不是只有百分之十的观众认出了这幅假画，而是这个活动超乎想象的巨大吸引力：根据策展人泽维尔·布雷的介绍，在赝品展出期间，观众的数量翻了两番。杜尔威奇美术馆是英国拥有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古代艺术大师作品的博物馆之一。但是，观众来到博物馆并不是为了观赏伦勃朗、鲁本斯、卡纳列托、普桑、华托或甘斯博罗的原作，而是为了找出赝品。由此可见，赝品不仅成了收藏家、艺术史学家、博物馆馆长、修复师、艺术品经销商和拍卖商以及执法机构感兴趣的课题，而且成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坐在琴凳上的年轻女子》，1947年被鉴定为赝品，2004年又被鉴定为维米尔的真迹，其真伪问题依然有争议。

即使在艺术品市场上，明显的伪造品，甚至是简单的复制品有时也备受欢迎。曾经因伪造希特勒日记出名的康拉德·库尧（Konrad Kujau）刑满出狱后，于1989年在斯图加特开了一间自己的画廊，一直经营到他于2000年去世。其间，他把自己开的这家店称为“赝品画廊”，从而让自己的犯罪丑闻变成了商业成功的秘诀。因为，赝品——这个不光彩而同时又吸引眼球的名词吸引了大量客户，他们心甘情愿地花大价钱购买库尧的复制品和他模仿著名艺术家风格的作品。在这些模仿夏加尔、达利、科克什卡、马克、毕加索、席勒或梵高风格的作品上，不仅有被模仿的画家的签名，还有库尧本人的签名。因此，这些作品不是赝品，顾客在购买时并没有受到欺骗。尽管如此，为了促销，库尧仍将他的作品说成“赝品”。

无独有偶，从2001年起，曾经在圣彼得堡受过专业艺术教育、家住柏林新克尔恩区的欧根、米夏埃尔和塞米扬·波辛（Eugen，Michael，Semjon Posin）三兄弟，也在他们的“波辛艺术沙龙”里出售各种模仿著名艺术家风格的、质量相对较高的油画复制品，涵盖从文艺复兴到古典现代风格的著名画作。尽管他们把自己的画看成“再创作作品”，或者更准确地说，“复制品”，但他们始终被媒体奉为“大师级伪造者”。

然而，即便是出自真正的造假者之手的赝品，有时也会像新鲜出炉的面包一样热销，尽管这些作品上写的是造假者本人的名字。例如，当伦敦佳士得拍卖行在1983年12月和1984年9月拍卖造假者汤姆·基廷（Tom Keating）的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时，拍卖大厅几乎被兴致勃勃的竞标者挤得水泄不通。竞价过程异常火爆，340件展品中的许多作品拍出了数倍于预估价的价格。

2014年，佳士得的拍卖纪录被大幅刷新：位于英格兰最南部的威尔顿的韦伯斯拍卖行在这年10月举办的一次特别拍卖会吸引了大批收藏家、投机商和好奇者。拍卖会上，英国传奇造假者艾瑞克·赫伯恩（Eric Hebborn）的230多件纸质作品和手稿被公开拍卖。赫伯恩主要以模仿勃鲁盖尔、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皮拉内西、提埃波罗、伦勃朗、普桑和华托等古代大师的绘画作品见长。1996年，赫伯恩在罗马离奇死亡。拍卖会上，他的一些作品以高出预估价20倍的价格成交。正是这样的事实——这是出自著名造假者之手的作品——越发刺激了人们的猎奇欲望。

同样，公众对1976年去世的匈牙利人埃尔米尔·德·霍里（Elmyr de Hory）的仿冒品的兴趣也非常浓厚，以至于他模仿经典现代艺术家风格的赝品在20世纪90年代也被人假冒。1994年，一场所谓德·霍里的赝品展在日本东京举行。日本报纸《产经新闻》的内部画廊展出了70幅据称由埃尔米尔·德·霍里创作的原版赝品。但是，这些作品不过是出自他人之手的劣质复制品罢了，亦即假货中的假货。

时下，不仅在媒体、博物馆和艺术品交易中，而且在图书市场上，一些造假者都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英国人肖恩·格林哈尔（Shaun Greenhalgh）在狱中写的自传，在2017年出版后的头两个月就卖出了5000本——这是艺术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销量。格林哈尔在2006年因伪造罪被判刑，蹲了将近五年监狱。不同寻常的是，他的造假作品种类繁多，从古埃及的雪花石膏像和中世纪的银质十字架，到巴洛克时期的陶器半身像和保罗·高更的陶瓷雕像，再到模仿列奥纳多·达·芬奇风格绘制的传奇画作《美丽公主》，这是很不寻常的。根据格林哈尔自己的说法，《美丽公主》这幅伪作乃是出自他本人之手。他精心制作的作品的买家包括伦敦大英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

……

2016年，文学研究学者安妮-卡特琳·罗伊勒克从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精神分析、自然科学和新艺术媒介中的赝品和剽窃现象进行了研究。她的研究结果认为：

仅靠对个别人的指控和丑闻化无法解决赝品问题，曝光和定罪也无法解开赝品之谜。因此，与近年来对赝品的研究工作相一致，赝品与其说是反映了个别案件、个别作案者及其心理状态或动机，不如说是揭示了乱象所发生的紊乱的系统问题。

艺术行业功能系统的这种分门别类意味着，仅仅将赝品视为犯罪分子的产品以及复述他们的各种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赝品不会超越或独立于社会的结构和利益关系而出现。反之，赝品是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这些结构是赝品赖以存在的条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之成为可能。

赝品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同的、联系紧密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群体都是其中的参与者：伪造者、经销商、拍卖商、鉴定师、专家、收藏家、投机者、博物馆馆长、艺术家和公共媒体等。因此，赝品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而且不仅仅以造假者应被绳之以法的犯罪行为为基础。虽然造假者是一个出了问题的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对之负责任的部分。

（本文节选自《艺术赝品：欲望的诱饵》第一章导言部分，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